《绞刑架下的报告(节选)》原文赏析(北师版初二)


        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。这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,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——尽我化装成跛脚老头这个角色所能允许的速度快步走着,——要在大门上锁之前赶到叶林涅克家,我的“助手”米列克在那儿等着我。我知道,这次他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,我也没有什么要告诉他的,但是不去赴约,很可能会引起惊慌——主要的是,我不想让我们这两位好心肠的主人产生不必要的担忧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们用一杯茶招待我。米列克早已在那里等我了,——除了他,还有弗里德夫妇。这可又是一次不谨慎的行动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同志们,我很高兴见到你们,但不希望这样大伙聚在一起。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向监狱和死亡。要是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,就得停止工作,因为这样不仅对自己有害,而且还会连累别人。明白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明白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五月号的《红色权利报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好极了。你怎么样,米列克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老样子,没什么新闻。工作进行得还好……”“好了,就这样吧。‘五一’后咱们再碰头。我会通知你们的。再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再喝杯茶吧,先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不,不了,叶林涅克太太,我们在这里的人太多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至少再来一小杯吧,我请求您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。

         有人按铃。

         现在不是深更半夜吗?这会是谁呢?

         来的客人没有耐心,把大门敲得咚咚直响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快开门。我们是警察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快到窗口去。快跑。我有手枪,我来掩护你们撤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晚啦。盖世太保已经站在窗下,用手枪瞄准了房间。他们砸开了门,从过道偷偷地涌进了厨房,接着闯入房间。一个,两个,三个……九个男人。他们没看见我,因为我正站在他们背后,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。我能够不慌不忙地射击。

         但是九支枪瞄准着两个妇女和三个赤手空拳的男人。如果我开枪,他们就会比我先被打死。假如我开枪自杀,枪声也会引起射击,他们仍然不免要成为枪下的牺牲品。倘若我不开枪,他们也许会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或一年,将来革命会把他们当中活着的人解放出来。只有米列克和我不可能从那里出来,敌人将折磨我们,——从我的嘴里他们是什么也捞不到的,而从米列克那里呢?这个人在西班牙打过仗,在法国集中营待过两年,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来的,——不,这种人是不会叛变的。我考虑了两秒钟,也许是三秒钟吧?

         如果我开枪,那也于事无补,只有我自己可以免受苦刑,但因此将会有四个同志白白地牺牲生命。不是这样吗?正是这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于是决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从隐敝的地方走了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哈,还有一个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照我脸上打了第一拳。这一拳几乎要了我的命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Handeauf。”(德语:“举起手来。”)接着就是第二拳,第三拳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手。

        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,现在变成了一堆倒翻的家具和各种什物碎片。

        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Marsch。”(德语:“走。”)他们把我推上汽车。手枪一直对着我。

         途中就开始审问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是谁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霍拉克教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撒谎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我耸了耸肩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坐好,不然我就要开枪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开枪吧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代替枪弹的又是拳打脚踢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。我觉得电车好像扎着白色的花彩。难道这个时候还有婚礼电车,在这深更半夜里?大概是我开始发烧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佩切克宫。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进到这里了。现在差不多是跑着上到四层楼。啊,原来这里就是有名的Ⅱ-Al反共科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那个瘦长个子的负责抓人的头目把手枪放进衣袋里,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。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是谁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霍拉克教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撒谎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他手上的表指着十一点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搜身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开始搜查。他们脱去了我的衣服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他有身份证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用的是什么名字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霍拉克教师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查对一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打电话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当然没有登记。证件是假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谁给你的身份证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警察局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一棍子打下来。两棍子。三棍子。我用得着数数吗?朋友,你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都未必用得着这个统计数字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叫什么名字?说。住在哪儿?说。同谁有联系?说。

         秘密联络点在哪儿?说。说。说。不说就打死你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一个健康的人能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毒打呢?

         收音机播送出午夜时刻的信号。咖啡馆关门了,最后的顾客回家了,情人们还流连在门前难分难舍。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愉快地微笑着走进屋来:“一切都弄清楚了,——怎么样,编辑先生?”

         谁告诉他们的?叶林涅克夫妇吗?弗里德夫妇吗?可是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呀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瞧,我们全知道了。说吧。放聪明点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专门的词汇。“放聪明点”的意思就是背叛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可不聪明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把他捆起来。给他点厉害尝尝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一点钟。最后一辆电车回厂了,街上空无人迹,收音机向它最忠实的听众敬祝晚安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还有谁是中央委员?电台设在什么地方?印刷所在哪儿?

         说。说。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现在我又能够比较安静地计算抽打的次数了。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,是从那咬烂了的嘴唇上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把他的鞋脱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真的,脚掌上的神经还没有麻木。我感觉到了疼痛。五下,六下,七下,现在仿佛棍子直打进了脑髓。

         两点钟。布拉格在鼾睡中,也许什么地方有孩子在睡梦中啼哭,丈夫在抚摸妻子的肩膀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说。说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我用舌头舔了舔牙床,想努力数清被打掉了多少颗牙齿。

         但怎么也数不清。十二、十五、十七颗?不,这是现在“审问”我的那些盖世太保的数目。他们当中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。而死神却迟迟不来。

         三点钟。清晨从四郊进入城市,菜贩向集市走来,清道夫们打扫街道。也许我还能活一个早晨。

         他们带来了我的妻子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认识他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 我舔了舔血迹,不想让她看见……这未免有点幼稚,因为我满脸都在流血,连指尖也在滴血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认识他吗?”

         “不认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她这样回答,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。亲爱的。她恪守我们的约言,任何时候也不承认她认识我,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无济于事了。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呢?

         他们把她带走了。我尽力用最快乐的目光向她告别。也许这目光一点也不快乐。我不知道。

         四点钟。天亮了还是没有亮?蒙上了厚布幔的窗户不给我答复。而死神仍不见到来。我应该去迎接他吗?应该怎样去迎接呢?

         我打了谁一下,然后就跌倒在地上。他们用脚踢我,在我身上乱踹。好啦,这样就会死得快些啦。一个穿黑衣服的盖世太保一把抓住我的胡子,把我提了起来,得意地笑着给我瞧他手里一绺刚拔下来的胡须。实在可笑。现在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。

         五点。六点,七点,十点,中午了,工人们上工又下工,孩子们上学又放学,商店里做着买卖,家里烧着饭,妈妈也许正在思念我,同志们也许打听到我被捕了,正在采取安全措施……以防我供出来……不,你们不用害怕,我是不会出卖的,请相信我吧。总算离死不远了。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,一场热病中的恶梦。拷打一阵之后是泼凉水,接着又是一阵拷打,又是:“说,说,说。”可是我还没有死去。妈妈、爸爸,你们为什么把我养得这样结实啊?

         下午五点钟,他们一个个都疲倦了。拷打现在已经稀疏,间歇很长,多半只凭一种惯性才打两下。忽然,从远方,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,响起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:“Erhatschongenug。”(德语:“已经够他受的了。”)然后我坐了起来,桌子在我面前直晃。有人给我水喝,有人递给我香烟,但我捏不住它。有人试着替我穿鞋,又说穿不上。然后又有人把我半搀半拖地带下楼梯,塞进汽车里,我们就坐车走了。有人又把手枪对准我,我觉得好笑。我们从一辆扎着白色花彩的婚礼电车旁边经过,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,一场热病,也许是临死前的痛苦,或者就是死的本身。濒临死亡本来是沉重的,但这次我竟毫无沉重之感,它轻得像一根羽毛,只要呼出一口气,一切就都完结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完结了?还没有,总是完不了。这会儿我又站了起来,真的站起来了,自个儿站着,不用旁人搀扶。我眼前是一面污黄的墙,墙上溅了些什么?好像是血……是的,这是血,我抬起手试着用指头去抹它……抹着了,还是新鲜的,我的血……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,命令我举起手做一蹲一起的动作;做到第三次时,我倒下了……一个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站在我跟前,踢了我几脚,想把我踢起来。这有什么用呢?又有人向我泼凉水,我坐起来了,一个女人给我药吃,问我哪儿痛,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全部疼痛是在心上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没有心。”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说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啊,我有心的。”我说。我因为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扞卫自己的心,而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自豪。

         后来一切又都消失了:墙壁、拿药的女人和那高个子的党卫队队员……现在我面前是敞开着的牢房的门。一个肥胖的党卫队队员把我拖进去,脱掉我那被撕成碎片的衬衣,把我放到草垫上,摸了摸我那被打肿的身子,吩咐给我裹伤。

         “你瞧瞧,”他摇晃着脑袋对另一个人说:“你瞧,他们干得多利落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然后又是从远方,从那遥远遥远的地方,我听到了一个像爱抚似的平和而宁静的声音:“他活不到明天早晨啦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还差五分就要敲十点了。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五日,一个美丽而温润的春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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