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,精神成长之源


  今天能够跟我们的小学语文同行来讲读书的事情,对我这个老人来讲,是一种光荣。因为我顶大的优势就是年龄大,八十九岁了。因为天一小学的领导的盛情邀请,我也不顾耄耋之年,和老师们做一些交流。
  
  ……教育不是一个结果,教育是生命展开的过程,永远面向未来。
  
  学历只说明在工作之前接受教育的成果,能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、优秀的、卓越的教师,那是在教育实践当中跌打滚爬的。
  
  因此,教师在学校进行教育教学实践的时候,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,就是要和学生一起成长。
  
  我们面对的是花朵一样的儿童,我们看到他们一天一个样,一月一个样,但是我们这些教育他们的老师,身体也许是长成了,但是精神一直处于成长的过程。
  
  当然精神成长的方面很多,但是对于老师来讲,十分重要的,就是你要有精神成长之源。
  
  这句话什么意思?我们都知道,水,是生命之源。离开了水,所有的有机物质都要枯萎,都不能成长,而经典佳作,就是精神成长之源头。一个人,除了实践当中获得经验体会之外,非常重要的,是要从书籍当中获得精神成长之源。因此书本身是精神成长之源。
  
  还有两天就是世界读书日,我想,怎么会有世界读书日?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故事。
  
 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个传说,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,被一条恶龙困在深山当中。怎么才能解救她?就出现了一个勇士,叫乔治。乔治这个人很有正义感,因此就只身赴险,到深山去救这个公主。
  
  经过他的奋力拼搏之后,公主就被解救了出来,公主解救出来之后,她要答谢勇士救命之恩,就送了他一样东西。送了什么呢?一本书。因此,书就成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。
  
  这是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传说,那么后来,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就把它作为“圣乔治节”的文化渊源之一。在加泰罗尼亚就有了“圣乔治节”,节日期间,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居民有赠送玫瑰和图书给亲友的习俗。
  
  在1995年,西班牙就向联合国申请,把4月23日作为“世界读书日”,人要成长,精神要成长,都要吸取生命之源,精神成长之源。西班牙的申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批准,从此以后,每年的4月23日,就作为世界读书日。
  
  我想从这个浪漫的富有传奇的故事当中,我们首先得到的启发是,书是珍贵的,因为它是胆识和力量的象征。
  
  为什么是胆识和力量的象征?
  
  因为人的一辈子要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,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,你要想办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,那么你会进行许多尝试,你的工作、事业要发展、开拓,你会进行很多很多的尝试。
  
  这些智慧胆识从何而来呢?很多是从书当中获得的养料。所以我说天一小学的“小蚂蚁”是很了不起的,我一进门从那边一路走过来,看到小蚂蚁的书读得不少啊!有《西游记》,有《小王子》,有《窗边的小豆豆》,还有的看了《鲁滨孙漂流记》,还有看了《查理九世》写的心得,我想从小把他们培养成这样的读书的习惯,对他们一辈子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。
  
  所以,关于读书, 我们从这样一个欧洲中世纪的传说当中,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,更何况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,正在走向强盛,要实现现代化的强国,那当然教育是最最重要的。
  
  为什么说教育是最有战略性的?
  
  因为它是育人。
  
  在所有的事业当中,最最重要的是人。不管什么路线什么方针什么政策,离开了人的奉献,什么都是一纸空文。因此,教育本身,特别是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,它是战略性的,因为它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。
  
  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孩子,生在这个多情的土地上,他(她)就要接受我们良好的优质的教育,就要很好的读书明理。明做人之理,明报效国家之理。所以我说我们对于书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,恐怕就是第一条(书是珍贵的)。
  
  为什么这么说呢?就是我们每个老师在教育学生的时候,都希望自己的课堂,能够是生意盎然,孩子听得生动活泼。我们每个老师都有上好课的经验,有的时候自己觉得今天这堂课上得很得意,很开心,为什么你今天这堂课上得很开心很得意?因为你的精神在起作用,你所有好的课,都是你的精神在起作用,比如说,我这个单元这一课,我对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,我理解得特别深刻,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,他(她)的求知的欲望,他(她)的学习的经历你非常熟悉,因此你教起来就得心应手,这是你的扎实的学识在起作用。
  
  你为什么要想把课上好呢?因为你对孩子有仁爱之心。
  
  教师跟学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,有血缘关系的爱是不稀奇的,为什么?虎毒都不食子,禽兽都知道生命要延续,要热爱下一代。
  
  而老师跟学生之间不是血缘关系,是一种大爱,一种仁爱,也就是陶行知先生讲的“爱满天下”。它没有血缘关系,不存在代继传承,但是它肩负着国家的期望和人民的嘱托。
  
  国家把未来的希望交给你们呀,每个家庭把自己的希望交给你培养,因此你肩上挑的是国家的期望,老百姓的嘱托,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体。你对孩子有这样一种仁爱大爱,你就一定会钻研业务,深入了解孩子内心的需求,性格的特点。
  
  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你自己的教育理想,你自己的高尚情操。所以,任何一堂课,必然是你的精神在起作用。而我们今天的队伍建设,就是要把我们的每堂课,都上得你自己很得意,得心应手,孩子也学得很开心,很幸福。
  
  因此,我们的精神就要不断成长。因为你有这个学识跟没有这个学识,你的课的质量是不一样的。
  
  我举例子来说,小学一定要教识字,小孩子识字实际上有先天的一些基因的,因为语文跟所有的学科不一样在哪里,语文学科是在我们基础教育当中,唯一直接指向人的。它跟数学是数字不一样,到了初中,有物理化学,化学是元素,物理是研究物质,力学,热学,光学,只有语文是直接指向人的。
  
  为什么?因为人之所以为人,是离不开语文的。所以我说我们教这个学科,第一个就要认识到,我们的读书是人跟禽兽的根本区别,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根本区别。
  
  早在上个世纪,北大的教授,哲学家贺麟就讲,人和禽兽有很多区别,但是顶根本的区别有两点,一个就是人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,禽兽不会;第二个是人有语言文字,禽兽没有。因此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有语言文字。
  
  为什么要读书呢?我们四大文明古国,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巴比伦都没有了,巴比伦就是现在倒霉的中东这个地方,就是以色列巴基斯坦巴比伦这个地方,古文明已经都消失了;现在的印度是被全部侵略了以后,原来的印度古文明就没有了;埃及也是一样,别的民族打进去,他的古文明全部没有了。唯一的就是中国,我们是几千年的古文明传承了下来。
  
  为什么?我们的文字是了不起的大功劳啊!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中国,要“车同轨,书同文”,李斯小篆要把全国的文字统一起来,这是了不起的,使得我们中国几千年文明能够传承下来。所以贺麟先生讲,读书识字,读现代人的书,是跟现代人在交流沟通,读古圣贤的书,是学习古圣贤的思想结晶,因此,读书是人的神圣的权利。
  
  我们认为读书,开卷有益,总归是对自己有好处的,其实,首先要认识到,读书是人的神圣的权利,是人和禽兽的区别,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,就在你读不读书。所以,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种利益,价值,我们就会认识到自觉读书的重要性。
  
  我刚才讲,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课能够上得很好,学生非常喜欢,家长很信任。因为我是做师范学校校长,我对于小学这个阶段的工作是非常崇敬的。
  
  中国人有句话,三岁孩童忧患始,三岁孩童的思考习惯到80岁都能够反映出来。古文有些话讲,为学贵慎始,一个人要学做人,学文化知识,可贵的在开始,起始阶段,要非常慎重。“为学贵慎始”,这是清代的刘蓉讲的。
  
  一开始起步正确,良好的习惯养成,这个对孩子一辈子都是起作用的,到80岁都看得到。我自己经常反思,我之所以能够做老师,我就是得益于小学初中高中老师的教育,基础打得很扎实,打得牢靠。
  
  小学识字本身是最最打基础的,基础打得是六层楼的基础,还是八十八层楼的金茂大厦的基础,最后这个人的发展是不一样的。我希望我们天一小学、古北路小学、玉屏南路小学、天二小学和金山枫泾学校,都给孩子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。
  
  我说我一辈子做老师,我都不是名高校名教授教的,基本上都是小学初中的老师打的基础。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小学的老师撒播的种子,当时我只有七八岁,抗日战争开始了,卢沟桥事变,八一三淞沪战争,日本鬼子一路沿着我们这个铁路打到我们家乡,我们的小学,是一个好的小学,就要关门了,要解散了,最后一课就是小学音乐老师,一位男老师教的唱歌,教的什么呢?《苏武牧羊》,那个时候的条件差极了,学校的门厅里面有个破风琴,有个破风琴的学校已经好得不得了了。
  
  这个年轻的男老师就教我们唱,最后一课,他唱得很激动,其实这个歌呢,曲调是温柔敦厚的,我至今都背得出来,“苏武留胡节不辱,雪地又冰天,苦忍十九年,渴饮雪,饥吞毡,牧羊北海边”这个年轻的男老师,他最后就讲,明天学校就解散了,日本鬼子打来了,一定要记得,不能做亡国奴,做亡国奴是很苦的,一定要打回来,要“苏武留胡节不辱”。
  
  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字眼啊!亡国奴啊!气节啊!从来没有听到过啊!但是老师教得非常激动,流下了眼泪,我们就跟着老师,这个一课啊,终身难忘,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  
  我后来初中教到《最后一课》的时候,我马上就回想到这个老师教的场景。教我语文的老师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,我们开始写大楷,一塌糊涂啊!这个毛笔啊,特别是男孩子,脸上像大花脸一样,本子也像大花脸。
  
  这个老师没有教育我们,没有责备我们一句,她就要我们对着窗子看,她说什么才叫把字写好呢?当时是描红,她说写的笔要在红的字里头,你们对着窗的光看,你这个字有一个红的镶边,你这个字就写好了,看哪个小朋友能够把字写得有红的镶边。我这一辈子就记住了。
  
  所以我就想,今天,我们的教师,你看起来是教识字,实际上是激发孩子的兴趣的问题,有汉字文化的支撑的问题。我老是心脏病发作住医院,住医院的时候,护士给我吊针,老是来告状,她说我这个孩子读四年级,老师老是罚他,要他抄多少遍。
  
  孩子写错字,写别字,这是常态。
  
  他(她)开始学的时候,一学就会,那是天资很高。字老是写得歪,那是男孩子肌肉还没有长好,男孩子站起来讲话,有时候结结巴巴的,因为研究脑科学的讲,男孩子的脑子语言区域的发育,要比女孩子晚一年到一年半。
  
  他没有发育好,因此他们小孩子写字甚至头歪着,他就是用劲的写,所以老师要等待啊!要耐心,要等待。有的就是个子长得快一点,长得早一点,有的就是晚一点。我想,哪怕是教一个字,都要有文化的支撑,都要有学识的支撑。
  
  文化从何而来?读书。
  
  比如说,我过去一直教高中,后来因为培养青年骨干,教育局局长教我去教初中,初中学生往往写错别字,有的字很典型,有时往往不是一个人错,是一大片错,比如说感染的染,上面往往会多一点,写成“丸”,这个一点,错得很普遍,我想怎么办呢?
  
  我就跟他们讲,三点水这边是个“九”,染坊里面为什么要用“九”呢?九就是多,因为染坊里面颜色多,赤橙黄绿青蓝紫,各种各样的颜色,所以就用多来形容,是“九”,是用水来染的。染坊里头绝对不卖丸药,它不是中药房,不卖丸药的。一讲以后,小孩子就记得了,不用抄多少遍,他就记得了,他就不错了。
  
  比如说我们写“孝顺”,小孩子老是写错,其实你让孩子表演一下,是个老人,先拿了一根拐杖。那么什么叫孝顺呢?后来他的儿子来支撑他了,拐杖丢掉了,变成了儿子,上面一个“老”的头,下面一个儿“子”,他就不会错,这是有文化支撑的。
  
  因此,我们去读一读《说文解字》,如果你觉得难的话,你可以读一读趣味汉语学,也就知道我们识字当中有多少有趣的故事。
  
  这时教识字的过程当中,就会减少孩子一些厌恶的心情,因为他(她)老是机械操练,小孩子的好奇心特别强,机械操练,你一遍两遍是可以的,多了以后就不行。
  
  我原来住的地方,有一个男孩子,一次走到楼梯上,他对我讲,于老师,我写字会四支笔同时用的,我很奇怪,四支笔怎么同时用?他说每个手指间插一支笔,老师让我抄多少遍,我一遍下来就是四个字。我想他对字形字音字义是没有理解的,他不过是应付老师的操练而已。
  
  所以,如果说,我们要激发孩子的兴趣,点燃他的旺盛的求知欲,我们能够对汉字的文化有关的书读一点,能够了解一点,那你上课的趣味性就大大的增加。比如说我们要教《狼牙山五壮士》,这个“寇”字是很容易写错的,你从文字学上一讲就马上知道了,原来的字是怎么样子的,一家人家里来了一个人,手里拿着东西,闯到人家家里去,抢东西。
  
  因此,寇,不是强盗就是贼。闯到人家家里去,手里拿着东西,因此有个宝盖头,人家本来是很好的,你拿着东西就去抢,所以我说从这个地方来看就知道了。我们哪怕是教一个很简单的字,你有文化支撑,你对语言的理解结构就不一样了。
  
  因为,我们的民族语言,民族文字,就是民族精神。
  
  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德国文字学家洪堡特讲,民族精神就等同于民族语言,民族语言就等同于民族精神。
  
  你说他们怎么等同的程度都不为过。因此我们语文是指向人的,为什么要提出人文?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,我是受到很多非议的,因为我们开始教的时候,主要就是工具性,然后就是要讲思想性。但是我在教学过程当中就体会到,单是思想性是远远不够的,道德层面,情操层面,审美层面,道德、情操、审美绝对不只是一个思想性就能概括的。所以我在九十年代,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就是《弘扬人文,改革弊端》。
  
  经过多少年的讨论,现在是把它当做课程标准,就是21世纪的课标,当时就把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我们语文学科的性质放进去了。尽管放进去了,但是我们至今仍然还有人说“讲内容”是不对的,不是人文。
  
  其实你一读书以后你就知道了呀!我提出这个观点,我是读了很多书。
  
  从光绪29年,语文独立设科,1904年,当时语文独立设科,因为全部学外国化,当时开洋学堂嘛,所有的教材,都是外国抄来的,数学、物理、化学……语文没有办法抄啊!
  
  因此有中国文学,中国文学当时把它定位在哪里呢?
  
  两个关键词,一个是工具,一个是训练,就把它看成工具,为什么?当时写得很清楚就是学语文干什么呢?到官府里面衙门里面写一些公文,还有老百姓写信,因此就是工具。那么工具怎么能够达到呢?就是通过训练。
  
  所以我们近百年来的语法修辞全是舶来品,全是国外的。那么单是这一点怎么够呢?因为语文这个学科,不是象牙塔里书斋里出来的,语文是生活当中出来的,与生活同在的,语文是无处不在的。不是只在课堂中,课外,哪个学科不要读语文啊?搞哪个活动不要搞语文?
  
  它是无处不在的。它无处不在,因为语言文字是人独有的,所以它具有人文性。将来是不是能够再科学一点,我现在不知道,但是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,就是我看了20世纪70 年代,欧洲有些人说,科技上去了,但是人的道德沦丧了,怎么来拯救人类?就是从语言学突破的。
  
  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讲,语言和思维、情感同时发生的。我在看了清华大学教授郑敏的文章《结构——解构视角》中说道,语言绝对不只是一个自然代码,就是工具,它是有情和义的,是有人文的。
  
  你是表达人的情和义,所以你教语文,你离开了人的情和义是没有办法把字、词、句教好的。我们有的孩子初中毕业了,文章写通了,却没内容,干巴巴的,没有情和义,这叫学好了吗?所以现在要讲语文素养,就是这个道理。
  
  我讲这一点,就是说明读书是多么的重要。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语文的核心价值素养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有一个学生,是复旦的博士,专门搞文化的,语言学的,很困难,他的老师是一个大师,结果他在搞文化语言学的时候,一辈子做到教授都被人批判,你怎么能够讲文化呢?语言只好是工具。
  
  其实语言,我们教语文当中的学术之争,是非常厉害的。所以语法学家张志功先生到晚年讲到,他发表文章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语法学,没有汉语语法学,这个得罪了很多的语法学家,大家就不承认。
  
  所以我做老师,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,中国人要有自己的教育学,中国语文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语文学。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不能很好的读书,对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,就没有文化判断力,教育判断力,而一个人的文化判断力,教育判断力是影响一个人的精神成长,事业发展的。
  
  那么文化判断力,教育判断力从何而来?从书中来。比如说古诗词大家叶嘉莹她回忆她的老师上课的情形,她的老师是顾随,国学大师。她说,先生在教她古诗词的时候,先生讲课,神采飞扬,真可说是飞扬变化、一片神行。
  
  一片神行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?就是说这个课拉起来是左右逢源的。顾随自己说,他为什么上课能够把那些大学生上得如痴如醉,有吸引力,有感染力?他把自己上课比作“谈禅”,那就是说他非常崇敬。
  
  我读了这些书之后,我很受教育,就是我们对于教育事业,如果没有崇敬之心,根本就进不去,不要说入门了,不要说登堂入室了。顾随先生的课,“禅机说到无言处,空里游丝百尺长 ”,言已近,意无穷。
  
  我想,如果课可以上到这样的程度的话,孩子还会厌倦吗?他们一定会有旺盛的求知欲。为什么课能够上到这样的程度?那是因为他学问渊博啊!学问从哪里来?读书而来。
  
  顾随先生已经过世了,但现在活着的人很多是我们的榜样,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文大家袁行霈,北大教授,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块牌子。
  
  他有很多独特的见解,他研究陶渊明,他说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,在乱世中,知识分子应该有怎样的气质,怎样的精神。他的学生写文章讲,他在教课的时候,教白居易《琵琶行》,讲到琵琶女哭诉自己苦难的身世“座中涕下谁最多,江州司马青衫湿”,他说哭多少回才能把青衫给哭湿啊!不是衣袖湿,不是手绢湿,是青衫湿,这个时候袁先生的眼眶中充满了泪光。
  
  这就告诉我们,你在教这个课文的时候,你首先自己要进入课文,与作者同悲同喜。你不是客观地来当评论员,你要感动学生,首先要感动自己。为什么教师难做?你要学生做人,首先自己做人;你要感动学生,首先感动自己。
  
  为什么这些大家的课会这样?他们有仁爱之心啊!他(她)活到七八十岁,心还是柔软的,不是铁石心肠,因此他(她)能够感动当今的大学生。
  
  感动当今的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,我经常听见青年教师跟我讲,于老师,我们上课要感动学生太难了!小学比较好一点,小学到高年级感动已经难一点了,到初中到初三已经很难了,到了高中基本上就是“冷眼观世界”,你再感动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不感动,变成情感世界中的盐碱地,乱七八糟的东西,因此上课要把它冲刷掉啊!情感世界是人独有的,他(她)听到的老是世界上负面的东西,他(她)没有学会两个眼睛看世界。我们老师也是,要两个眼睛看世界。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,所有的社会都是正义和邪恶并存的,真善美和假恶丑并存。
  
  我们要识别假恶丑,与假恶丑斗争,逐步削减它消灭它,因为我们是要做真善美的人,而不是说,我们的小学生讲起话来都七老八十了,还没进入社会已经看破红尘,经历沧海桑田了,这怎么行?所以教学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很值得深入思考。
  
  所以我说,这些教授为什么能够这样?他们读书读了以后从中获得的滋养,到了七八十岁,仍然有一颗童心,一颗柔软的心。为什么我们说童心了不起?因为是柔软的恻隐之心,同情之心。所以我说,从小学到高中到高校的教学,都是如此。
  
  其实,读书就是了解人的间接经验。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说,读书就是让你了解人间的第二生活、第三生活。因为一个人的一辈子总是在这个生活的圈子里,读书就可以了解你的第二生活、第三生活。
  
  什么叫书?书就是人啊!读书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人生,是了解世态人情,了解人生的感悟。书,就是人的灵魂,读书,也就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,是和人的心灵在交流。
  
  所以,书本身就是人。读书,就是读各种各样的人,让你了解社会,了解人生,了解社会的人生百态,从中选择正确道路。邦达列夫讲什么叫读书,他引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讲,读书,一定要把人自己摆进去。
  
  要把自己摆进去照镜子,这才叫读书啊!跟着书中的人同悲同喜,你会懊恼,你会惭愧,你会感觉自己要奋起要努力,这就是你受到了感情的传染。这才叫读书啊!
  
  读书不是“对”书,对着书不叫读书。
  
  我记得研究杜甫的专家,也研究歌德的专家冯至先生,非常有名的西南联大的教授,他曾经写诗给茅盾,他很谦虚地讲“愧我半生劳倦眼,为人为己两蹉跎”,说明自己书读得不好,还没有读进去。他当然书读得好,他是学习莎士比亚,他的十四行诗写得非常有名的。
  
  我读了之后想到,读书自己真的要下功夫,因为刚才老师听我讲的大学教授的上课,还有顾随先生的讲课,不是一个课的技能技巧,我们现在的课太注重课的技能技巧了。
  
  我昨天读到一则新闻,一个理工科的教授,说我们现在上物理课是抽掉思想和灵魂,就是只讲数据,冷冰冰的公式定理,所有的公式定理里面都有许许多多的思维的结晶啊,人生的考量啊!现在这些都没有了,只剩下冷冰冰的公式定理让学生背、记,把物理课变成了计算机课,他说,我们的教学已经没有了,我们的教学内容已经变成了“传技”。现在我们教学生就是教学徒,学点技艺,怎么写字,怎么造句,造句的灵魂都没有了。
  
  我一个学生在解放日报做记者,他问,于老师,你们的语文课是怎么上的?我很奇怪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,他说,我的孩子在小学二年级,造了个句子:水很活泼,老师给他打个错,扣两分。我们就拘泥于标准答案,这个能怪老师吗?标准答案把我们害死了。你看多有灵气的男孩子,结果没有办法,一定要打叉,到最后还是要改正,他没有错啊!
  
  我说这么多年来,标准化试题就把我们的老师标准化了。文科是不能用测量这个办法来对待的,但是我们现在的文科是用测量学的办法来对待的。
  
  所以现在高考结束后还能看到好文章吗?看不到。标准提高了,二类卷大大上升,都到一定水平,一类卷大大减少,将来怎么出卓越人才?我一直主张,教师要一个人一个样,否则出不来,标准化的怎么出得来?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说,我们基础教育的均值很高,我们的均值高过相当数量的发达国家,但是我们的方差很小。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,要在科技上在各个领域突破,非得有卓越人才不可。
  
  所以我说老师去读许多的书,会对你的教育方法有很多的启发,你知道应该怎么改革,怎么因材施教。因材施教不是大家都得100分,因材施教是在每个孩子原有的基础上能够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,是纵向比较,原本看来困难的都能有发展。我就教过这样的学生,开始在初中很困难,后来到了高中突飞猛进,考取了重点大学。
  
  孩子是个X,是个变数啊!一分两分算什么?我做校长的时候从来不看分数的,我就进课堂听课,我一听就知道了,怎么培养这个教师,他(她)的长处在哪里,短板在哪里。分数,有的时候手很松,有的时候手很紧,不一样的,特别是我们文科。所以我说你读了很多书以后,你会对你的教学有很多的思考,因此你的课的质量的提高,就是一个情感世界的判断,人生态度的判断,不是技能技巧的训练,而是人生态度的判断,对孩子高度负责,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,你就会想到许许多多新的问题,新的尝试。
  
  那么怎么才可能有这样一种境界呢?如果说本来一学期有几堂课上得很得意,现在每周都有上得很得意的课,每周可以上几节这样的课,你的整体水平就提高了,因此,是教师的范式的形成。
  
  所以我说,读书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非常熟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福娃的设计者,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韩美林老师,他成名成才之后,给他的老师,中央美术学院的周令钊先生,磕了三个头,周令钊先生是谁?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的绘制者,是人民大会堂顶灯“满天星”的设计者,是十大元帅军服的设计者。韩美林说先生有真本领,于是给他磕了三个响头,谢谢有真本领的老师教出他的真本领。
  
  我觉得很有启发:一是教师要有真本领,二是要把学生教出真本领。怎么能做到?就是读书啊!
  
  我也知道读书的重要,因为我不是学中文的,我是一而再再而三改行才教中文的,真的很吃力。
  
  我学教育,实际是教心理学,后来工作需要,我要教历史,我要把历史事件,把朝代背熟,上高中,那个时候我一个礼拜要教18节课,一个班级三节,六个班,那个时候是50分钟一节课,三节课连上,讲下来累得不得了,讲得头都痛,一天到晚喉咙发炎。
  
  有一天,我们的书记找我说,于漪啊,语文组需要年轻人,你要去教语文。我说我不是中文系毕业的,他说你不是大学毕业了吗?我说我不是学的这一行啊,他说,最高指示,在战争中学习战争。两分钟就改行了。
  
  但是隔行如隔山啊!我b、p、m、f不认识的啊!我没学过啊!因为b、p、m、f是1958年刚刚才有的,我们那个时候读的是章太炎的注音字母,完全两回事啊!我只会英语语法,我不会汉语语法,根本就没有读过啊!没有办法,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个人价值的,书记的话就是党的话,党的话不能不听的,于是乎两分钟就改行了。多少吃力啊,跟科班出身不一样啊,当时没有教参的,开学了教务主任就给你一本书,你去“唱戏”,什么都没有的。那我非读书不可啊!我记得第一篇教的是鲁迅先生的《药》,高二,我到现在还记得“秋天的后半夜,秋天的后半夜,月亮下去了,太阳还没有出,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;除了夜游的东西,什么都睡着。”最后的这个“着”,有四个读音,在这里读什么?当时没有教参的,查了多少书,最后才查到。
  
  备一篇课文,要8个钟头10个钟头,我那个时候教高二高三,我是在高中的课堂站下来的呀!学生会问你的呀!我就怕学生问我,高中的学生读了多少书啊!上课要能够应付自如,不捉襟见肘,真的很难的。
  
  我有回上课就给学生问住了,教《木兰诗》,当时从高中到初中,半当中接的班,教好了学生背出来了,两节课,我说你们这个背是强记,强记马上就会忘记,我说范文澜先生在世的时候讲,我们乐府里面有双璧,两块美玉,一块是《孔雀东南飞》,一块就是《木兰诗》语言非常美,课后你们要熟读成诵。
  
  一个女孩子很不以为然,我觉得我没讲错嘛,于是下课我就请她站起来讲,她说,好是好,不过全是吹牛,她把两节课全部否定了。我说何以见得?她说,你想啊,“同行十二年,不知木兰是女郎”,军队里的人全是傻瓜啊!我说,你们这样否定是不行的,要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你要把道理讲出来。
  
  一个男孩子站起来讲,我别的不说,行军打仗,走路脚是很重要的,战争间隙一定要洗脚,鞋子一脱,小脚就出来了,洋相就出来了,因此,这就是编造出来的。我毕竟教过历史的,就随口回了一句,那时候还没有裹小脚。
  
  学生不罢休啊,那么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裹小脚的?我没有研究过啊!我备课《木兰诗》怎么可能研究裹小脚呢?你想得到吗?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裹小脚啊!于是我告诉同学们我挂黑板了,回答不出来了。
  
  我告诉他们,二十四史二十五史都没有,我要去查野史了,后来查风俗史才查到。
  
  所以我说,读书很难,我读书就是有一个座右铭,是西汉的刘向讲的: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书就好像药一样,要不断地很好地读它,善读之可以医治我的愚笨、愚蠢、愚昧。
  
  人实际上就是不断地破除愚昧,走向文明。
  
  所以一辈子是边读边学,边学边干。重要的理论反复学,扣紧业务深入学,慢慢地就有文化积淀了,积淀越厚,上课就越有风采。还有就是拓宽视野反复学,因为孩子生活在现代,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你,你能够解除这种困惑、窘境,那是非读书不可。
  
  所以我说,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,一辈子学做教师,不是谦虚之词,而是真实情况。愿把这一点与老师们共勉,我们共同在这个大好时代,学做人师,不断地读书,使自己的精神能够成长起来,丰富起来,灵魂高贵起来。
  
  因为人的高贵与卑贱,不在于当多大的官,赚多少钱,而在于灵魂的高贵,精神的丰富。
  
  (本文整理:上海市娄山中学 王荣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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